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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察者网：与西方一些左翼学者不同，您承认苏联模式的成功，更重要的是也指出了它的失败。您在《百年大变局：世界与中国》这本书中说，苏联模式并不适用于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国家；而20世纪70年代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危机，以及自1979年以来中国所取得的经济奇迹，均印证了这一点。您还指出，后来的苏联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结构，而中国自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实际上创造了一种更贴近马克思主义的经济模式。

　　首先，马克思的核心分析指出，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建立在劳动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的基础之上。这意味着人类生产形态从小规模逐步迈向大规模，至其有生之年，尤其是20世纪初，铁路、银行、钢铁工业、汽车工业等关键行业已呈现高度社会化生产特征。但经济领域中仍有不少部分尚未实现社会化——例如农业生产仍以小农户为主，另有小商店、餐馆、理发店等业态存在。所以这是一个极不均衡的演进过程，但推动这一进程的，是劳动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而它也终将通向社会主义。

　　到1921年，内战已明显结束，农民不再愿意继续容忍他们在战时时期曾被迫接受的做法。同年，列宁推出了新经济政策，标志着市场关系的重建。在苏联，一项重要举措是以征收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农民通过缴纳实物税——起初为实物，后来改为货币——来完成税负。这一改革因内战的胜利而成为可能，也使市场关系得以重新建立。但这也引发了一个战略性问题：在单纯依靠市场关系的情况下，苏联依然是一个欠发达的经济体，它将如何发展先进工业、重工业等？

　　第二种观点由另一位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布哈林（Bukharin）提出。他指出，苏联的稳定取决于工人与农民之间的关系。若按照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主张，从农民手中强行提取资源，势必破坏农民与工人之间的关系，进而威胁到苏联的存续。因此，必须维护工农联盟，这意味着不能压低农产品价格，而应使其保持在合理的正常水平。农民需要的是来自城市的消费品，而农村地区自身无法生产多样的工业品。于是，农民会将粮食供给城市中心，以换取所需的消费品。布哈林认为，在这种模式下，工业发展或许较为缓慢，但会更加稳定。

　　中国对外开放经济，参与国际劳动社会化，将小规模生产从国有部门中释放出来，同时保留国有部门内的大规模生产与高度社会化生产，并取消了农业集体化。由此形成的变革包括：取消农业集体化、释放小规模生产以及推动经济开放。这意味着中国经济结构回归到了马克思所设想的框架，这是一项伟大的创新。它与苏联模式不同，却更贴近马克思的理论主张，而且实践证明了它的巨大成功，也证明了马克思的预见是正确的。正因如此，自1978年起，中国成为人类历史上所有主要经济体中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目前，我正在开展相关研究，以系统整理相关事实。

　　在1978年中国启动经济改革之际，就已十分明确地阐述了这一观点。他指出，中国的前景将是迎来一段和平时期。这一判断被事实证明是正确的——自那时起，已延续了46年的和平。这里所说的和平，是指在主要大国之间、以及中国与主要大国之间没有爆发战争的状态——并非指各类局部冲突，而是指不会发生全球性战争。强调，唯一可能导致我们放弃“改革开放”的情形，是迫在眉睫的战争威胁。一旦出现这种局面，就必须重新把发展军事工业置于优先地位。

　　第四是研发——科学。科学本质上是知识社会化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时间维度而言，科学是所有领域中社会化程度最高的——我们至今仍在使用两千五百多年前创立的几何学，便是明证。这是因为科学知识具有累积性：一旦被发现，便不会被遗忘。然而在马克思或亚当·斯密所处的时代，生产中的研发更多是个体在工厂中自行探究如何改进手头工作的过程。如今，研究机构汇聚了数万乃至数十万科研人员，并投入巨额资金用于科学研究。由此可见，这体现的是知识生产的社会化过程。

　　马克思在当时已充分认识到，工人阶级并不会等到整个经济完全实现社会化之后，才去夺取政权并着手建设社会主义。若真如此，恐怕我们还需等待数个世纪。社会主义的建设，将在部分经济已实现社会化并具备大规模生产的条件下启动，这部分理应纳入国有部门；然而，经济的很大部分——尤其是农业，因其是规模最大的未高度社会化领域——仍将保持非社会化状态。正因如此，马克思在《宣言》中提出，工人阶级将“逐步”从资产阶级手中夺取财产。他并未设想工人阶级会直接接管个体农场，或将地方理发店等收归国有，亦或采取类似做法。

　　问题在于，苏联后来并未推行改革。这一认识最初源于理论层面的观察，但随后在情感上得到了极大的强化——1991年我首次造访苏联，而后自1992年至2000年旅居俄罗斯，期间致力于劝说其借鉴中国的经济改革模式，而非采用所谓“休克疗法”这一不明智的做法。如你所知，我在1992年初发表的俄语文章《为什么中国的经济改革会成功，而俄罗斯和东欧会失败？》，正是论述中国的经济改革何以成功，而俄罗斯的改革却注定失败——其间的分析结论不言而喻。

　　观察者网：允许资本家的存在，实际上是苏联现代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社会主义模式之间的重要争议议题之一。您在新书《百年大变局：世界与中国》中亦指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资本家并不会被消灭，他们获得的财产收入如果用来推动有益经济生产，将获得大力支持。但是，由于资本家的存在，部分财产性收入不可避免地会流向奢侈消费，而非用于投资，此类奢侈消费应力求降至最低。这一做法既契合社会的现实需求与经济效率的要求，也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高度一致。